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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论电影》|应萝佳:与时代同步要打破旧框架

更新时间: 2024-11-25 09:25

剧情介绍

聚焦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今日影评》推出系列特别节目《真论电影2024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深度对话录》,三问中国电影,共话电影发展得失,绘就新的征程。即日起栏目组将陆续推送系列节目完整采访文稿,敬请期待。本期对话嘉宾:编剧 、制片人 应萝佳。

主持人晓丽(下文简称晓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电影人应萝佳,欢迎萝佳。萝佳的身份很特别,之前是制片人,这一次变成了编剧,来跟我们说说看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心得?

应萝佳:我觉得其实编剧工作更难。在影视行业里面,我做过制片人也做过助理,最后发现做编剧是一个更难的模式,因为其实有大量地做剧本从零到一的过程,不停地自我怀疑,又重建的过程。所以虽然制片人很忙,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但是真正需要去享受孤独以及要把它创造出来的其实是编剧,所以当从制片人转变成编剧时,我更能体会编剧工作的不容易,我觉得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发现编剧最需要的其实还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的信心建立,我们是不是还在那幻想那一个美好的未来。

晓丽:就是说至少以后催稿不会催得那么紧了是吧?

应萝佳:催稿我会继续催的。事实上,催稿并不是编剧真正的痛苦。在每一轮创作中,我们作为编剧,有时确实会自我否定,因为我们能看到与胜利还有差距。这个差距不像数学题或完整的工程那样明确。有时候,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信心坍塌,不确定需要花费多少时间、用哪种方式才能完成作品。在这个阶段,需要告诉编剧我们在一起承担,我们一定能共同渡过难关。我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幻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晓丽:似乎让我听到了《年会不能停!》的经历,所以能具体地说有没有哪个印象深刻的时刻吗?

应萝佳:在创作《年会不能停!》的剧本过程中,我们经常相互质疑:我们能否实现最初的设想,制作出一部既具有讽刺意味,又能给予我们巨大的能量新型的喜剧电影?我们真的能沿着这条路走到底吗?很多时候,我们摇摆不定,甚至考虑是否应该暂时放下这个项目去做其他事情,这种时刻是非常多的。

今天在提名颁奖时,我说,感谢自己在当时那个阶段的坚持。因为对于一部具有新类型的电影,除了创作者,尤其是最初的创作者知道它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形象从模糊到清晰,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周围的人无法像我们那样理解。所以,最关键的时刻就是我们是否再坚持一下、再和导演聊一聊,如果还是聊不通,要不要先放下去做其他事情,但每次我们都决定再坚持一下,先去做其他事情,然后很快又想,不行,还是要把它捡回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因为我们总是有哪一个想象觉得是它应该能做成的,它在前方,但是我们好像还没有把它给摸索清楚,这是一个创作过程中经常发生的,所以我把编剧比作创业者,他们在做第一轮的突破,探索新形态新公司的可能。就像《繁花》所说的,要经常庆功才能成功。作为制片人,尤其是在项目前端,大家能够建立共同的想象并去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从编剧返回来作为制片人的最大收获,我意识到精神力量对编剧来说更为重要,催稿其实是次要的,因为在有效的时间内,速度快并不代表作品质量差。

晓丽:跟董润年导演同行这么多年,确实你们是最佳的拍档,那么在这一次具体的编剧的分工上,你们承担着什么样的分工?

应萝佳:我们作为一对夫妻,生活和创作是紧密相连的。尽管生活有时能与工作的事务分开,但在创作上,我们几乎是无法分割的。比如,早上起床刷牙时,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突然想到某个桥段或剧本的呈现方式。所以在构思剧作和塑造故事人物时,我们的思维是高度融合的,不需要刻意区分哪些想法属于谁。董润年作为一个编剧,在编剧领域,特别是在结构和喜剧理解方面有着比较强的能力。而我自己的优势则在于讲究逻辑,注重细节,擅长理顺现实逻辑。在塑造人物时,我能从女性角度深入代入角色,且作为南方人,我对喜剧的理解与北方人有所不同,这也为我们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视角和补充。基本上,我们的合作模式是先由董润年在充分沟通后创作初稿,然后我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这个过程就像我们互相踩着对方的肩膀往上走,通过不断的合作与提升,使我们的作品达到更高的水平。

晓丽:共同编剧不仅是夫妻,而且在职能上、地域文化上、感性理性上都能做到互补,既然合作得这么愉快,为什么在下一部作品《好工作》中不再担任编剧了?

应萝佳:当我们接触到《好工作》这个项目时,它已经拥有了一个不错的剧本基础,这个剧本由三位非常优秀的编剧打造,他们分别是《飞驰人生》和《一点就到家》的编剧。我们的介入,特别是董润年作为监制,以及我们有一位年轻女导演的加入,所以我们在这个剧作上更多地扮演了提供建议和经验的角色。

作为总制片人,从项目的开发期到筹备阶段,我们团队的工作效率都很高,我意识到,编剧需要的是精神能量,是所有人共同努力、共同追求好作品的精神支撑。当我们与编剧们并肩作战,共同幻想未来,将这份精神能量注入到剧本中时,剧本的效率和质量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我相信这种团队精神和共同追求,让我们能够打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

晓丽:其实《好工作》和之前的《年会不能停!》听起来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的核心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很多观众期待《好工作》是《年会不能停!》续作,您觉得它们之间的不同在哪?

应萝佳:《好工作》主要是讲年轻职场人的故事。我们很多人大学毕业之后,对职场、对公司的认识都是人云亦云的,总觉得应该去个好单位,比如网络上常说的那些大厂。但事实上,那个所谓的好工作真的适合你吗?那到底什么样的工作对你来说才是好工作呢?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年轻职场人的困惑。我们这个片子就是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讲的是一个在职场里做什么都不得心应手的职场倒霉蛋在面临裁员边缘的时候,获得了一个能保住工作的好工作,结果却去了农村。没想到,反而在那里他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找到了真正的价值,获得了满足感。

其实,《好工作》主要讨论的问题和《年会不能停!》不太一样。《年会不能停!》主要是讲集团里的故事,而《好工作》主要是在探讨你在寻找什么,而不是局限于你的职位。它让你跳出集团,跳出原有的框架,重新去看待和面对世俗对工作的一些认知。我毕业的时候也经历过家长认为的好职业,但时代在不断变化,很多东西都被打破了。不是说在大城市做白领就一定好,现在很多大都市的白领收入可能还不如干体力劳动的蓝领高,而且他们还找不到自我价值。那你为什么要待在那里呢?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在探讨这个主题。

晓丽: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想提问您是再合适不过的。作为董润年身边最亲密的战友伙伴,生活上最亲密的爱人,您觉得这些年他有着什么样的变化?

应萝佳:我觉得他这些年的变化真的挺大的。某种角度看,他变得越来越松弛,越来越自信了。我从他当导演《被光抓走的人》到《年会不能停!》,再到现在监制《好工作》,一路看过来。最早他是职业编剧,不管是《心花路放》还是《老炮儿》,那时候他对文本的专注度和经验就已经很足了。但这些年,我发现他开始越来越在意文本之外的二度、三度创作,对这些越来越感兴趣。而且,他一直希望和其他优秀的编剧合作,他觉得不同思想的碰撞能产生更丰富、更有意思的作品。这一点,无论是在《年会不能停!》的时候把我拉进来,还是在《好工作》时看到其他好编剧的剧本,我们一起讨论怎么拍得更好,都能看出来。他一直渴求找到更多好的编剧、创作者、导演,一起做出好作品。至于他自己是不是导演,或者只是监制,他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了。他更看重的是作品本身有没有意思,值不值得做,还有大家有没有时间一起做。这种转变让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变得越来越纯粹了。我们现在互相都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表达什么。

晓丽:和董润年导演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磨合得越来越好了。我们非常期待两位给我们带来的下一部好作品,也非常感谢萝佳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下次见。

应萝佳:谢谢。

更新于:10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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