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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廿光影，岁月留声。《今日影评》推出中国电影120周年特别策划节目《光明的故事》，多维对话中国电影的120年。

首先，让我们跟随主持人蓝羽的讲述，溯流而上探寻中国电影的光影原点。

如何去概括一部中国电影史，朝夕不够，片语不足。

它始于第一部摄影机投射下的第一束光，第一盘胶卷转动的声音；是幕布投下的第一段影像，也是那个黑白无声的时代爆发出的第一次掌声。

1905年，距离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火车进站》带来的震撼过去仅仅10年，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邀请当时的京剧名伶谭鑫培在一块临时支起的白布前，耍起了戏曲名段《定军山》中的一段大刀花，一个新的纪元就此开启。

几个月后，深秋北京大观楼影戏院里，黄忠站立营前号令三军的气势在一块简陋的幕布上得以生动再现，引得满堂喝彩。

而对于大观楼影城第十四任经理王英来说，大观楼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她告诉我们，当年曾庆泰先生见识了外国引进的电影，认为中国人也应当拍摄自己的影片。为此，他在接手大观楼后，特意前往东交民巷的尼罗夫洋行购置了40卷电影胶卷，还组织观众、准备放映场所、实行售票机制，最终促成1905年中国电影在大观楼的历史性诞生。

在电影这一西方舶来品的媒介中，终于诞生了独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影像志。由此中国电影的银幕故事开始与民族的根脉，时代的脉搏紧紧相连。

1922年，喜剧大师卓别林在大洋彼岸名声大噪，一股滑稽影像热潮深深影响了刚刚成立明星公司半年之久的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张石川与郑正秋。

10月初的上海，各大报纸刊随即开始预告两部即将上映的滑稽影戏，其中一部《劳工之爱情》则成为了中国电影现存最完整的故事片。由一个楼梯所引发的嬉笑怒骂，让中国电影镜头语言的魅力初见端倪，也是中国第一代电影人探索的开端。

王峥，是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修复师。在他看来，《劳工之爱情》仅有20分钟片长，未修复状态下画面模糊，但恰是这种带着平衡胶片颗粒感的影像肌理，记录着不同时期的技术烙印。片中类似卓别的幽默，足见当时中国影人的创作意识与拍摄技法已与世界保持同步，经典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

如今，即使隔着斑驳的胶片，也依然能够窥见百年之前，市井小人物演绎出的人性光辉，也奠定了中国初代导演把镜头对准民生百态的人文基调。

光影流转，鸿蒙初开。中国的影像也在无声对白与有声歌唱中不断交叠。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第二代电影人在动荡时局中颠沛流离，把一腔对国运时艰的愤懑与热血都注入了艺术的创作。

在那些悲天悯人的人文镜头背后，我们看见《神女》中一身旗袍的阮玲玉身姿灼灼之下的女性悲剧；听见《渔光曲》中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以歌代泣的艺术张力；

听到《大路》中民族危亡之际，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昂呐喊；体味《马路天使》中赵丹与周璇这对银幕情侣隔窗对望的妙趣横生。中国电影第一个充满人文才情、批判力量，以及民生温度的黄金时期就这样徐徐展开。

冬去春来，历经了战争的凛冽，中国电影人的内心，在残垣断壁的萧瑟景象中萌生出了新的剪影。

蔡楚生与郑君里，师徒合力创作了恢弘动人的史诗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两个个体在乱世中的跌宕，最终如江水般隐匿在历史的浪涛中。

两年之后，导演郑君里的镜头聚焦在了上海石库门里的人情冷暖，在极具讽刺的喜剧情境当中勾勒出了小人物的命运交响曲。

而另一边江南小城，《小城之春》正给刚刚经历了战乱创伤的40年代，带来了一丝慰藉的春风。这部中国电影史上充满争议，却又难以逾越的创作高峰，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意像化为人物内心纠葛的长镜头，充满东方诗意的开创性美学，包裹着暗流涌动的情愫，娓娓道来。

导演费穆在接受《申报》采访时曾经感慨：亲身沐浴在狂风暴雨的时代当中，我们将亲眼看到这旧的毁灭和新的生长。

最后一幕，玉纹在残破的城墙头目送着志忱向外面的世界走去，开篇破旧的城墙并没有重建，但风再起时吹开的，是一个崭新的春天。

1949年7月，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东厅开全国委员第一次会议，当时参与会议的导演蔡楚生的文集中记载了这样一个画面：八时半，闻户外大雨如注，且隐隐有雷鸣。八时三十三分，雷鸣大作，使人感于建国事业之艰巨。

不过40余年的探索，中国电影人们拨开迷雾，手持着摄影机的微光，亲身走入时代的洪流，俯身触摸底层的血海。那时的他们站在历史的拐点，抬眼望向前方，已是惊雷待续，一个崭新的时代转折点已经到来

（未完待续）